崔琦

　　（Daniel Tsui）

　　崔琦，1939年生于中国河南省宝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是家里唯一的男孩。1951年，年仅12岁的崔琦在母亲的坚持下，离开家乡前往香港投奔三位姐姐，不料从此与父母永别。

　　在香港，崔琦就读的培正中学是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学费十分昂贵。但崔琦的优良成绩受到了老师们的欣赏，每年都给予他“家境清贫，学费减免”的评语，少年崔琦靠着自己的努力读完了中学。

　　1958年，19岁的崔琦只身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伊利诺依州奥古斯塔纳学院就读。大学毕业后，崔琦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68年，崔琦被美国贝尔实验室录取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摇篮”，崔琦正是在这里和施默特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1982年），两人因此在1998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82年2月，在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不久，崔琦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该校电子工程系教授至今。

　　崔琦的妻子琳达是挪威裔美国人，两人相识于奥古斯塔纳学院，后来又在芝加哥大学重逢，他们的两个女儿从小都学过中文。在崔琦的支持和鼓励下，长女爱琳曾在武汉留学。

　　手记

　　■崔琦很容易迷失在自己的语言方阵里，有时要隔上一段时间才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词句

　　从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出发，列车在新泽西州秋天的原野上从容前进，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停靠在一个简朴异常的乡间小站。月台上的文字标记告诉我，我已经来到了美国物理学研究的学术重镇——普林斯顿。

　　几乎没费什么周折，我就找到了崔琦日常办公的电子物理系大楼。早在来美国之前，崔琦就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他已经为这次采访提前预订了一间会议室，这一“特殊待遇”曾经让报社的同事们兴奋不已。

　　“欢迎，欢迎！”身穿蓝色便装裤、上身套一件薄毛衣的崔琦伸过来的手有些冰凉，这个细节让我感觉崔琦的身体状况不佳，这一猜测后来得到了崔琦本人的证实。但物理学是一个需要自由想象空间的学科，大脑纵横恣肆的思辩张力显然有助于克服体能的不足，就像英国物理学家霍金完全可以坐在轮椅上，沉浸于自己的时间黑洞一样。

　　从12岁起离开老家赴香港读书，然后再到美国，现年62岁的崔琦实际上与自己的河南宝丰县老家早已渐行渐远，恍若隔世，只有他说话时低沉的河南口音仍然透露出自己的来时路。从纯粹的新闻角度而言，崔琦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采访的对象，因为他不是一个习惯于在媒体镜头前腾挪自如的人，他的个性极为谦和，举止间流露出老派中国绅士的雍容气质。经过在新泽西小镇上将近20年的平淡生活，62岁的崔琦面如满月，几乎看不到岁月留下的痕迹，只有细长的手指和略显苍白的肤色暗示，这是一个终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仔细研究崔琦的叙事风格之后就会发现，崔琦很容易迷失在自己的语言方阵里，有时要隔上一段时间才能为自己找到合适的词句，这也揭示出物理学家与娱乐明星之间的巨大鸿沟。

　　■“杨振宁、李政道是我的Role Model（角色模型）”

　　崔琦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是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虽然崔琦直率地告诉我，他的发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应用。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时代里，技术革命一直主宰着社会的进步，而基础科学的研究往往要先行一步。更为重要的是，崔琦是一位沉迷于物理实验的学术人，商业与金钱的气息常常令他感到心烦意乱。1982年，也就是发现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后不久，崔琦就决定离开贝尔实验室，前往美国现代物理学的重镇——普林斯顿，理由是“做实验又有何难？作研究报告才烦人呢”！

　　崔琦把自己之所以成为物理学者部分归结于两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的“角色模型”效应。作为华裔科学家摘取诺贝尔奖的先驱，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在1957年，这一点显然对包括崔琦在内的整整一代华裔青年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激励。正因为如此，当青年时代的崔琦面临选择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任何犹疑，就选择了芝加哥大学作为自己的下一个人生阶梯，因为他心里明白，杨振宁和李政道正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
　　很显然，杨振宁、李政道当年并不仅仅是开了华裔学者获得诺贝尔奖的先河，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由此所产生的“角色模型”效应，而正是这一效应使朱棣文、崔琦在数十年后走上了斯德哥尔摩的领奖台。我们可以相信，崔琦的获奖决不会是华裔科学家的最后一次，而一定是预示着更为庞大的华裔科学家群体即将浮现。从这个角度来说，崔琦对于全体华裔科学家的意义就在于，他今后将更多地扮演守望者的角色，直到下一位华裔科学家登上斯德哥尔摩的奖台。

　　对话

　　记者：您在1982年发现的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无疑是相当陌生而又艰深的，您能不能用比较简单的语言向公众介绍一下您的发现？
　　崔琦：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电线是传电的，半导体也是传电的，电子的发现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因此可以说我们对电子的有关知识已经掌握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我们对单个电子的物理规律也了解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对数以十亿计的电子的物理规律仍缺乏了解，特别是对它们在一些极端环境下的规律不很清楚。我所说的极端环境，是指很低的温度或很强的磁场等等。分数量子霍尔效应就是指在超低温和超强磁场环境下，大量电子可以形成一种新的量子流体，并且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

　　记者：那么您的这一发现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在某些领域得到实际应用？
　　崔琦：目前这一发现还没有得到实际的应用，因为物理学这门学科通常都是先找规律，然后再讲应用，甚至将来是否应用也不一定（笑）。

　　记者：做科学研究往往需要付出多年的心血，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您一直从事物理领域的基础研究？

　　崔琦：我想如果你觉得做一件工作很有兴趣，你就会觉得有意思，而且工作也就变得简单了。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话，那就是我中学念书是在香港，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一般家长都希望你学工，因为学了工以后才有前途。那时候没前途真是没前途，因为不光是吃饭，什么都会成问题。现在不同了，机会很多，所以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可以稍稍照顾到自己的兴趣。

　　记者：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比方说您自己的子女，您是怎么要求他们的？
　　崔琦：我对他们没有什么要求，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长大了，一个是医生，一个在读历史。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可以找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学，不一定要有什么固定的轨道去走。

　　记者：我听说您有时在讲课时会引用一些中国经典古籍中的文句，您觉得中国古老的文化对您在物理学前沿的研究有帮助吗？

　　崔琦：（笑）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当然是有帮助的，但是具体到怎样帮助我的研究比较难讲，因为一方面我觉得自己是因为发现上的幸运，而另一方面的幸运则是来自我的经历，如我在中国出生、香港念书等等。

　　记者：您当年是如何得知自己获奖消息的？

　　崔琦：诺贝尔奖的评选通常是他们（指瑞典方面）决定的，这边的时间大概是早晨很早的时间，他们会打电话过来通知。但我得知自己获奖的时间是非常晚的，因为那天早晨我陪着太太到医院去看医生，他们打电话来找不到我，等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个消息。

　　记者：您觉得获得诺贝尔奖对科学家尤其是对您个人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崔琦：我想每个人都有不同，对我自己来讲，我个人体力有限。一方面还是像以前那样上课、带学生，另一方面，有时候感觉自己对社会有点用，比如现在我坐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笑）。

　　记者：您目前的日常工作是如何安排的？

　　崔琦：我早晨一般是在大概10点钟左右来学校，然后有时上课，有时和学生在一起，晚上有时候回家会晚一两个小时。

　　记者：您现在有没有计划再回中国看看？

　　崔琦：我实际上一共去过两次北京，一次是在1979年，一次是在1984年，主要都是些交流项目。我很想有这样的机会再回中国看看，但是我对长途旅行比较担心。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长途旅行没问题，但是自己现在身体不大好，对长途旅行的反应比较大。

　　记者：根据您多年来的研究和经验，您觉得一个科学家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才能取得成功？

　　崔琦：我想做科学研究和做其他工作是差不多的，首先要对自己的工作或研究有兴趣，要用自己的心力去做事情。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觉得永远不会厌倦自己的工作，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种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对我个人来说，做研究就像是一种宗教上的“感召（Calling）”，觉得自己应该做点对社会、对人群有点贡献的事情。我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常常感觉这种问题，比如说一个医生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但是自己却没办法做到。但实际上看得广泛一点的话，社会的进展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各方面共同进步之后，整个人群的福利才能改善。

　　记者：对于中国年轻一代，您觉得自己的人生经验有什么可以分享？

　　崔琦：我个人比较相信“信”、“望”、“爱”三个字，也就是说要有信心、有爱心、有希望。我愿意告诉年轻人的是，要有信心，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做事情。我特别想强调，我们中国在农业时代有一句话叫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要脚踏实地地做事，如果是做像我这样研究的，特别要自己领悟出每一个物理规律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光背或抄别人的。不能因为哪位名人说过或做过，就跟着照做，要自己去了解。我们以前传统文化比较注重背诵，我们100年前的考试都是八股文，做诗也是按照格式填进去，自己没有真正的了解。所以，我想一方面需要我们独立思考，另一方面又需要我们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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