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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诺贝尔大师面对面之夏普——基因断裂处找病根


  夏普

  (Phillip Allen Sharp)

  1993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时年49岁。1944年6月6日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法尔默斯(Falmouth)。国籍:美国。教育:1966年获联合学院((Union College)学士学位、1969年获伊利诺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经历:1963-1972年在伊利诺斯大学工作;1972-1974年在冷泉港实验室工作;1974年以后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其他获奖介绍:1980年获E.Lilly奖、1985年获Ricketts奖;1986年获Sloan奖金和Gairdner基金奖;1988年获Horwitz奖金和Lasker奖;1990年获Dickson奖金。

  夏普“因断裂基因的发现对当今生物学的基础研究,对有关癌症和其他疾病发展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与英国生物学家罗伯茨共享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断裂基因(split genes)发现的最大贡献是摧毁了原来在人们心目中对于DNA、RNA和蛋白质之间相互关系的僵死的“中心法则”盲目的崇拜。在实际应用中,新的理论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识疾病的起因。

  未来的前景是前所未有地可喜和令人兴奋的

  菲力浦·A·夏普

  2001年9月27日

  手记

  “记住曾经有一群像小猪一样的学生”

  夏普来过北京,就在今年6月20日。

  采访夏普正值美国的初秋,踩着麻省理工学院铺满落叶的小径,手拿地址转了20分钟,我们也没找到夏普的实验楼。拦住一位中年人问路,“采访夏普?我带你们去。”

  夏普的实验室在四楼,楼道窄窄的,贴墙还挤上了一排工具柜。夏普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分钟,这让我们有充裕的时间熟悉“地形”。

  夏普办公室的门上贴满了与同事聚会的照片,夏普端着满满一托盘食物很满足地冲着镜头笑着。“菲力浦很喜欢聚餐,每次都吃得最多。”秘书小姐在一旁加注着图片说明。

  “快看快看,真有意思。”翻译王多小姐对墙上一组“甲骨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秘书小姐指着一幅新生儿的照片说:“实验室的同事生了小孩儿都会打印一份婴儿的基因序列图。”“教授不会看每个人都像五线谱吧?”伴着众人的笑声,夏普走进了办公室。

  我们的访谈是从办公室书柜顶上一只玩具布小猪开始的。

  “猪是您的宠物吗?”

  “不,不,这是一件‘礼物’。”夏普显得很开心,“我有很多学生,他们工作得非常努力,也取得了很优秀的成绩。但一些学生的实验台总是很脏乱,我不客气地说:‘这不是实验台,简直像猪窝。’他们离开实验室时,就很幽默地送我一只小猪当礼物,让我时刻记住曾经有一群像小猪一样的学生。”

  在夏普办公桌的对面摆着一个褐色塑料盒,与周围暖色调的陈设极不协调。“这个盒子恐怕也有故事吧?”

  “噢,你怎么猜出来的?”夏普惊奇地反问。“7年前我50岁生日的时候,曾经共过事的同仁纷纷前来祝贺。有一位同事在实验室时发明了一种技术,能探测到RNA,正是在此基础上我才发现了断裂基因。这位同事把当时的实验结果密封起来送给我当生日礼物,让我别忘记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最后,他还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你如果想做实验,打开就能用。’”翻译王多小姐补充了一句:“过期的药液一无所用,这是一个玩笑。”

  未来是生物科学的世界

  夏普下午还有会,虽然采访迟了10分钟,我们还是准时在12点刹住了话题。

  合影时,我忽然发现57岁的夏普腰板儿依旧笔直,才想起他原是个网球高手。“您爱打网球是遗传基因使然吗?”

  “我的父母都不会,我打球是断裂基因在起作用。”夏普边穿外套,边往外走。

  “这篇采访文章将发表在《北京青年报》上,您对中国年轻人有什么寄语吗?”走向电梯时,我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让我想一想,”夏普停住脚步,“未来是一个科学的世界,特别是生物科学的世界。我鼓励青年人将全部身心投入生物科学的研究之中,学有助于社会、经济和个人的发展。”

  对话

  记者:夏普教授,您好。在动身赴美之前,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的顾孝诚教授托我向您问好。

  您今年6月曾访问过中国,您对这次中国之行总体印象如何?

  夏普:6月份的北京之行非常成功,很令人兴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北京的变化都非常之大,特别是我在北京见到许多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中国现在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鼓励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参加国家建设,这对提高综合国力至关重要。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同行。

  夏普:中国科学家基础知识扎实,治学严谨,不乏有研究潜质的优秀人才。尤其像北大、清华这些著名学府的学生,能毫无障碍地与我交流。我认为中国的下一代无论是从学术还是观念,都会位于世界前列。但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他们与世界的交流、沟通仍显不足,这必将阻碍他们的发展。

  记者:作为诺贝尔得主,您能否预测一下中国距诺贝尔奖还有多长的路。
  夏普:首先要明确,诺贝尔奖是对一起事件的奖励,而非个人的奖赏。获诺贝尔奖不只靠科学家个人努力,更应该依赖所在国整体科研实力的提高,而这比单一的研究课题要漫长得多,可能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记者:这一点我也深表赞同。请您用形象、简约的语言介绍一下断裂基因发明。

  夏普:人的基因像马赛克一样环环相扣。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DNA、RNA和蛋白质之间相互关系是僵死的“中心法则”。1977年,我经过实验后发现,间断的基因结构是真核生物体中最常见的结构,存在于各种真核生物中,从酵母、植物到动物和人。这有助于人类基因组的解序。在人类基因组30亿的DNA序列中,只有1.1%的序列代表遗传信息的,其他都是调控序列。

  记者:断裂基因的发现应该具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

  夏普:当然。在实际应用中,断裂基因理论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疾病的起因。在数以千万计的遗传病中,比如:腿部畸形、癌症等,有很多是由于基因的断节和拼接过程中不正常而引起的。医生如能及时认识了这些不正常的基因,治疗遗传病和一些其他顽疾就会对症下药,治愈的成功率会大大提高。

  记者:断裂基因的发现固然会使遗传疾病减少,但会不会使人的容貌也逐渐趋同,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夏普:(笑)遗传工程和基因治疗不是改变人们的基因或遗传方法去治病。人的基因是很难改变的,在人处于胚胎状态时就能及时发现疾病基因,人们有权决定这个胚胎是否可以发育成人。现在我们所做的是从母体受精卵中取出一个细胞,分析它是否存有遗传病基因。当然,基因技术不是万能的,要想克隆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在技术上是有难度的。

  记者:您因开发了“增益人类生命”的药物而获得了1999年美国国家技术奖章。您如何让高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转化为生产力,从而造福人类?
  夏普:先要更正一下,获得国家技术奖章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我的公司——BIOTEM,这是一家非常大的生物技术公司。我以技术发明入股,现在是BIOTEM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任科学技术部主席,在研发及管理上在公司中提出自己的建议。当然,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工作对我而言仍是第一位的,我并没有直接参与公司的具体经营业务。

  记者:获得诺贝尔奖是否改变了您的一生?

  夏普:这些改变我想分两点告诉你:第一,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经历,也是相当大的荣誉。去瑞典领奖时,主办者带我去了很好的餐馆,与瑞典国王及王后共同进餐;第二点,获得诺贝尔奖给了我很多机会,结识了许多有创见的人士,有助于进一步拓展事业。

  记者:冒昧地问一下,您的奖金是如何分配的?

  夏普:(笑)我拿到奖金先买了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当然,获诺贝尔奖更多的是荣誉和骄傲,奖金并不算什么。

  记者:我知道您曾担任过美国总统的科技顾问,最近又任职于艾滋病研究办公室。您在这些行政岗位上提出过哪些建议?哪些被采纳?您认为科学家如何参与政府决策?

  夏普:的确,我担任许多行政职位,也向政府坦率进言,这是作为科学家和公民应尽的职责。在美国,政府作出最后决策前,都要向相关学科的专家咨询。科学家应把世界上的最新研究成果告诉公众,尤其是年轻人,让他们知道全球已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而不至于产生恐慌,并且使之了解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乐趣和收益。

  充当政府的顾问还有一个具体的作用那就是为科研争取到更多的投入,这对科技界是至关重要的。

  记者:您现在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领域——神经学。作为MIT(麻省理工学院)的脑研究中心主任,您希望5至10年内取得什么成果?

  夏普:神经学是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学科之一,在这一领域中我相信将会有一些激动人心的发现。在MIT的脑研究中心中有16位教授,除我之外,他们都是一流的神经生物学家,我们将共同工作,建立世界最先进的神经学研究基地。当然这不是5年或10年就能完成的,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建立研究范围,以便今后更优秀的MIT学者能更加轻松地开展工作。科技会帮助人类治疗精神疾病,从本质上揭示人为什么有别于其他动物,解释意识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祝愿您在神经学研究领域再创佳绩。

  夏普:上帝保佑。

  来源: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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